陶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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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13日，桐庐县（即枞阳县）人民法院白云法庭在对恶霸陶性达的审判书上写道：被告陶性达土劣出身，绰号“四大金刚”之一，曾任伪巢县政府科长，为典型的地主阶级当权派。1938年，该犯勾结土匪周维衡绑架陶四九全家及父亲（陶渭川），意图勒索，幸我新四军某部杨团长予以营救。事后，陶性达仍不甘饶恕，竟举报陶渭川为共产党员而遭杀害。经法庭调查，并经陶性达自供不讳，查证陶性达一向从事反革命工作，主谋杀死陶渭川，陷害我革命同志，勾结土匪打家劫舍，荼毒人命……罪大恶极，批准死刑，希即执行。判决书认为陶渭川系“我革命同志”，肯定陶渭川为革命而牺牲。发现 | 东乡陶渭川其人其事

枞阳史志|方千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举国抗战全面铺开。包括今天项铺镇在内的桐东地方党组织，此前屡遭挫折、长期停顿，白色恐怖持续加剧，革命根基薄弱，党的活动始终处于隐蔽状态，进步力量处境艰难。

 

陶氏宗祠

1938年4月，受上级党组织指派，方珂德自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返乡，正式重建中共桐城特别支部并出任首任书记。他响应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一方面恢复地方党组织，重建地下交通网络；另一方面公开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重点推行开明乡绅统战工作，号召全民抗战、共御外侮，动员地方乡贤出钱出物、掩护革命人员、收留抗日伤员，为地下党和新四军在桐东活动奠定坚实基础。

 

1938年5月，姚伯将接任桐城特支书记，在短短两个月任期内接续发力、扩面提质，推动桐东红色力量快速发展。他将党建重心从城区下移至桐东乡村腹地，深耕白云、项铺、柳阳等宗族重镇，让红色工作扎根乡土；持续扩编抗日学兵队，吸纳进步青年与乡村子弟，开展军事训练、抗日宣传，清剿地方匪患、稳定乡村秩序；同时深化乡贤统战政策，桐东地区抗日热情高涨，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渭川，民国时期桐城东乡白石村望族乡贤，为当地陶氏宗族主事之一。其为人仁厚通达、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深明家国大义，在乡里威望卓著。陶渭川兼具学识与才思，熟通事理律文，文笔精湛、善辨善断，常为乡邻辨析冤屈、调处纷争，在民间素有“笔刀先生”之誉。他一生赈灾济贫、修桥铺路、敦亲睦族、化解乡邻矛盾，立身公正不阿，不以宗族私利为先，始终以地方安定、百姓生计为重，是桐东地区广受敬重的正直开明乡绅、地方贤达。据了解，陶渭川和会宫“红色家族”史大化一家交往甚密，史大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其三儿两女都参加革命，三子史伟为抗日牺牲；女儿史洛明奔赴延安，毛主席为之题词“天天向上”；弟弟史逸牺牲后，朱老总亲自为他写了烈士证明。

 

作为桐东早期进步知识分子，陶渭川心怀救国救民之志，早年便顺应革命大势，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主张。自红二十八军进入桐东开展游击斗争以来，他主动靠拢革命、秉持正义立场，长期暗中庇护红军游击队伍，持续捐资出力、参与各类革命辅助工作，为早期桐东红色游击事业默默助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陶渭川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全力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公开支持新四军在桐东的抗日斗争。他常态化组织东乡开明人士捐粮捐物，倾力筹措抗日物资；主动掩护抗日伤病人员、收留安置游击指战员，开放陶氏宗祠作为革命人员落脚休整和集会活动的秘密据点；其家也是早期革命者活动集会的安全场地，其两位夫人还帮助做好放哨、后勤等工作。同时依托自身人脉与乡土优势，搭建情报传递通道，为桐东地下党组织、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供给、场地保障与情报支撑，是桐东抗战时期公开、长期、坚定拥红抗日的核心开明乡绅代表，为桐东红色根据地扎根发展、敌后抗日工作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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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渭川因为长期坚定拥护共产党、倾力支援革命抗日、掩护进步力量，遭到地方封建顽固势力与反动劣绅的仇视与恶意构陷，最终不幸遇害，为民族解放与地方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抗战前后，曾有便衣红军战士戴草帽、穿绑腿等，傍晚到陶渭川家活动。陶渭川多次把陶姓公有财产收入私人钱财资助新四军革命；还把陶氏宗祠（现修复完好）暗中作为红军、新四军养伤、开会、休息等活动场所，并亲自安排人员放哨值班。陶渭川夫人为避免伤害更多革命人士，将新四军与陶渭川往来资料全部用火烧掉，仅留一张信壳，让陶洪飞、陶有才去找新四军，此二人后来均参加革命，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作出贡献。

 

作为陶氏家族同一主事者的劣绅陶德达（字性达），因为私怨叠加、政见对立，嫉恨陶渭川乐善好义、接济革命、掩护地下党、在族内声望崇高，遂萌生杀心。他重金收买本地著名匪首周维衡，纠集散匪武装，于1938年春，在项铺柳阳新街掳禁陶渭川，羁押于西峰庙，意图胁迫、勒索、暗害。

 

1938年春，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四支队在皖西、桐、庐、无一带活动频繁，成为该地区敌后抗日主力。时任该支队第七团团长的杨克志获悉陶渭川遭匪劣绑架，当即亲率部队星夜驰赴桐东白杨里、柳阳一带，一战击溃周维衡匪众，成功解救被羁押的陶渭川。杨克志追剿祸首陶性达，本欲就地正法，陶渭川宅心仁厚、顾全宗族、以德报怨，出面为陶性达求情免死。陶性达死罪得免、恶念不改，表面感恩、内心刻骨怀恨，自此放弃武力绑架手段，转而改用政治构陷、借刀杀人。

 

1938年秋，桐东反共形势急剧恶化。日伪顽和桂系、地方势力合力，不断掀起清共、防共等白色恐怖浪潮，大肆清查、检举、抓捕一切支援革命、支持抗日的进步人士。陶性达借机赴桐城县城，捏造罪状、罗织罪名，诬告陶渭川长期通共、私藏武装、接济新四军。在当时“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反共肃乡氛围下，官府采信诬告，以讼事为名、行捕杀之实，诱捕陶渭川入狱。最终，在1938年岁末的白色恐怖迫害中，陶渭川壮烈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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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桐城被秘密抓捕时，有老人回忆，陶渭川当时也发现被骗，立即想法摆脱，他身怀武功，把反动军警摔开。但敌便衣紧追不放，在后面大喊“抓共产党、抓新四军”。陶渭川跑至一家织染厂，不明群众盲从围堵，陶渭川被晾晒的长条布匹层层缠绕，不幸被捕。

 

1951年3月13日，桐庐县（即枞阳县）人民法院白云法庭在对恶霸陶性达的审判书上写道：被告陶性达土劣出身，绰号“四大金刚”之一，曾任伪巢县政府科长，为典型的地主阶级当权派。1938年，该犯勾结土匪周维衡绑架陶四九全家及父亲（陶渭川），意图勒索，幸我新四军某部杨团长予以营救。事后，陶性达仍不甘饶恕，竟举报陶渭川为共产党员而遭杀害。经法庭调查，并经陶性达自供不讳，查证陶性达一向从事反革命工作，主谋杀死陶渭川，陷害我革命同志，勾结土匪打家劫舍，荼毒人命……罪大恶极，批准死刑，希即执行。判决书认为陶渭川系“我革命同志”，肯定陶渭川为革命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