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版《宝庆府志》、光绪版《邵阳县志》、1997年版《邵阳市志》，对受志公迁邵，均有记载。2012年3月9日，网民问津中国在其发布一系列“陶性分布”中，列入了“宝庆受志”。

一、始迁祖概况

谱系记载：受志公夫妇生殁均佚，葬五里牌。受志公的独生子必武是府学生，儒家最崇孝道，怎么连父母的生殁之日都不记得下传呢？必武去世时，其子原友已经22岁，是个从九品。这只能这样解释：受志夫妇去世时，必武尚年幼无知。受志明洪武元年（1368）来邵，明洪武二十七年才生必武，应该属于晚年得子。假设受志是20——30岁之间来邵，必武出生时，受志应该是47——57岁的人了。按族谱前七代最大年龄为第六代陶文，享寿68岁，其余均只60岁左右。若受志60岁左右去世，受志夫人亦早逝，必武尚年幼这就是“生殁均佚”的可能。再者，为什么受志47——57岁才晚年得子呢？来邵在临城区的深坑边经营20多年不至于成不了家吧？也可能在老家梅子坝已有家室，不便在此立新家。临老了不打算回原籍，再成立新家而晚年得子？这只是分析而矣。

元末明初之深坑边，应为临城最近之城郊地。其时，附近的青龙桥、东山寺、双清亭、均早已建成。受志公是在此务农、经商抑或小官吏，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可供了解：他的子孙从第二代至第九代，都是“秀才”以上的读书人或小官吏。第二代必武是府学生，第三代原友是从九品，第四代太顺是县廪生，第五代陶钦是县学生，第六代陶文是县增生，第七代庭性是国子监，第八代以义是县学生，第九代大任是岁贡生。这不难看出：有受志公打下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

仲先公生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来邵时整20岁。其夫人杨氏大他二岁。杨氏是否泰和人，无从查考。按一般封建时代早婚来说，女的20岁是应该结婚了。但仲先公长子添倪???于明武二十三年（1390），次子添是生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仲先其时已达36岁和42岁，杨氏已达38岁和44岁，若二人是泰和结发夫妻，不会这样晚育。很可能到佘田桥经营十余年后才成家的。仲先殁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享寿71岁；杨氏殁于永乐十七年（1419），享寿67岁。仲先还有一个弟弟仲才，是留在泰和还是随仲先迁湖南，情况不明。

受志、仲先二公都是系出泰和，应是本家。二人在泰和的班辈无可查考，邵阳合修族谱时，以平辈处之。二人迁邵后，均从第八代以后才子孙繁衍，人口发达。

二、始迁祖来邵缘由

 陶氏始祖受志公于明洪武元年（1368）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梅子坝迁邵阳县深坑边。为何迁来？三修源流序说：“受志公税驾宝庆城外，见夫资邵东流，曲折百里，与双清，六亭秀色参差，不禁心旷神怡，乡思顿释，已而卜居深坑边为乐土焉。”但泰和与邵阳纬度相同，均属江南景色，不致于因自然环境乐此而忘返故里。况这种“不禁心旷神怡，乡思顿释”是近600年后子孙的揣测不足为凭。《邵阳市志》有这样说法：“元明鼎革之际，因兵事挠攘，江西等省居民大批流亡宝庆以避祸。明初乱事既平，故园久疏，流寓之地经营方兴，遂落籍而忘返。”（见《邵阳市志》第六卷4页）。道光版《宝庆府志》（以下简称《府志》）也有类似叙述。如“一厢八甲李氏，至正中从泰和避兵徙邵。”有些姓氏也有这样传说，如牛马司姜姓（洪武二年从泰和徙邵）：“朱元璋在江西展开激烈战争，百姓有血洗之灾，故而逃离”（见美籍华人姜逸樵博士《长青轩杂集》210页）。这类避战祸说与实际不符。一是大体上元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在江西二败陈友谅后，吉安等府即向朱投诚。至正二十三年，虽有“五月友谅分兵陷吉安”，但至正二十四年，即有“常遇春徇江西，八月戊戍复吉安（以上见明史《太祖本纪第一》）。江西基本上为朱元璋控制。此后，吉安地方似无大战事。相反战事逐向湖南方向发展。据光绪版《邵阳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引用《元史》、《明史》大政纪：“（元至正）二十五年，吴大将军徐达遣万户胡海取宝庆路，擒元帅唐隆道，镇抚李贵。”“六月，湖广行省左丞周文贵复宝庆路，吴指挥使贺兴隆死之。”“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湖广省平章杨璟遣千户王庭攻宝庆，败周文贵于茱萸滩（即今资江铜柱滩）追至城下，文贵遁，城溃取之。”因此，受志公洪武元年徙邵是从无战之地向有战之域迁徙。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已作了二年皇帝，更无“血洗江西”之必要。姜姓的传说与史实不符。二是与《市志》本身的记述也相矛盾。《市志》根据《府志》氏族表统计：“自晋迄清，徙入宝庆府境内姓氏234个，其中来自江西的共167个，内吉安府104个，其中泰和县又占48个。而且不是从“元明鼎革之际”开始，五代入境的4个，全部来自江西；宋代入境的47个，江西占43个。遍布境内各县的陈姓始祖，是唐同光二年（924）从泰和县迁入的；茅坪刘姓，是北宋建隆初（960——964）从泰和县迁入的。可见在“元明鼎革”之前的400多年，就已陆续有从泰和县迁来邵阳境内的。与受志公同一时期从泰和迁入境内的除牛马司姜姓外，还有隆回金潭魏姓（后嗣有魏源、魏光涛）。邵阳县吕姓（明洪武二年迁来，后嗣有史学家吕振羽）等。

仲先公是明洪武八年（1375）从泰和县治南迁衡阳，复迁宝庆佘田桥晚泉山，迁徙原因未见诸文字，更与战祸无关。可见上述迁徙，是民间传说“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的由来，是汉民族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发展的历史潮流。

三、族谱编修和人口发展

从始祖来邵至今640余年，共编修族谱四次：

一修谱纂成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其时14代正当年，13代步入老年，最老的为12代光伟公夫人张氏，时年79岁。全族共约490人，（不包括锡书公后裔永、光、宗、继、祖五代人数，因四修谱无世系可查），其中受志系约240余人，仲先系约240余人（人数以按入世系名录条目计算，娶进来的女性计入，嫁出去的女性又未上世系条目的未计入，是一个约数，下同）。

二修谱纂于清同治二年（1863），。其时主要是15—16—17代，18代已出生，全族共约490人，其中受志系约320人，仲先系约170人。

三修谱纂于民国五年（1916），，其时18—19代为主体，16—17代为老人，20代也出生了，全族约620人，其中受志系约450余人，仲先系约170余人。半个多世纪仲先系本地人口无增长。

四修谱纂于1993年，，其时19—20代为主体，17—18代为老人，最幼的23代孝字辈也已出世，世代达七辈。全族约3340人，其中受志系约2480余人，仲先系约860人。这比之其他某些姓氏人口发展不算为快。

从修谱时的断面看：一修谱距始迁祖迁来420年，由2人发展到486人。二修谱距一修75年，人口增长为零；主要是十八世纪外徙人口较多。三修谱距二修谱53年，人口增长28.99%；四修谱距三修谱77年，人口增长4.35倍。仅管新中国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但陶姓人口增长最快的还是近几十年的事。这不能不归功于社会进步，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缘故。

四、关于湖南邵阳陶氏迁四川和湖南宁乡及其他地方的情况

整个十八世纪，中乡受志公子孙和佘田桥仲先公子孙迁往四川的男性约六十人。受志系主要是十一世永字辈和十二世光字辈；仲先系主要是十二世国字辈和十三世清字辈。有的父子、夫妻、亲兄弟。

最早去川的是诗、易二公的儿子光字辈两堂兄弟。大约是公元1700-1730年（康熙三十九年～雍正七年）之间的事。锡诗生于生于1633年，殁于1704 ；锡易比锡诗小两岁，锡易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去世，其时妻王氏、妾敬氏均在世。妻王氏无嗣，康熙四十六年病故。儿子为妾敬氏所生，族谱虽书“继配”，实为“妾”，敬氏生于顺治十八年（1616），比锡易小26岁整。若敬氏20岁左右生子，其子到1700年才20岁左右，才能有徙川之事，因此去川最早也是十八世纪初。若按当时流行的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和他们祖父辈的家风，二人均为独生子，离家去川当在锡诗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去世之后和敬氏1728年（雍正六年）去世之后的事。

锡金的长子永鍹（字殿扬）和夫人王氏率子光云、光明、光贤迁西蜀潼川府石桥王家沟（按清雍正时恢复的潼川府辖地相当于今四川的盐亭、中江、三台、射洪、蓬溪、乐至、遂宁、安岳和重庆市的潼南），永鍹生殁无记载，但锡金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殁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夫人孟氏生于1641年，殁于1695年，永鍹大弟永铉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据此推算，永鍹应生于1670年前后，而永鍹成家又生三子以后才率子迁川，当在1700年以后。若要在锡金去世后迁川，当在1720年以后。这与他们的堂兄弟诗、易二公的儿子去川时间大体一致。永鍹率三个儿子迁潼川府后，人口大发：光云生五子，光明生三子，光贤生三子。

稍后，永鍹三弟永铭（字日新），率子光囿 ，光国、光周、光春、光五同迁宁乡。时间可能在永铭夫人刘氏于雍正九年（1731）去世以后（因刘氏葬在中乡当地）。

锡麟公的长孙、永鑑的长子光祖（字荣）率儿子宗尧 、宗舜、宗禹迁西蜀（何地末详）。光祖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迁西蜀可能在其妻张氏去世（殁年不详）之后。他的弟三子宗禹（谱系记为弟二子，错了）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其时张氏36岁。而且宗舜、宗禹均在原籍成了家之后才率妻子迁西蜀的，一般应在1735年前后，宗禹在西蜀生五子。

永鑑的第五子光旦（康熙 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二年，1699～1757）夫妇率子女迁西蜀思南府白果坪（其时思南府辖今贵州省思南、德江、印江、沿河、务川、重庆市的酉阳、秀山）。时间应在1730年前后。同一时期，另有光旦的亲侄子宗荣迁西蜀（即光显的第三子）。

锡麟公的孙子、永铣公的长子光耀（康熙 二十八年，1689年生）夫妇率子宗晓 、宗富（雍正五年1727生）迁蜀（何地未详）。时间也应在1730年前后。民国五年三修谱时，光移的一个曾孙明通迁回原籍，其世系在四修谱续上。

以上是受志系迁四川的情况。同样，仲先系子孙也有大批迁四川。

从尚策房来看：最先去四川的应是国卿和夫人宁氏率二子徙川。国卿的父亲大魁生于请顺治八年（1651），因此，国卿应生于康熙前期，去川时间可能是十八世纪初。接着便是国理的第三子请珊（生不详，其弟清含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国禄的第四子清义（生不详，其弟清凯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71年），徙川时间当在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约同在这个时期去川的还有国和的长子、清长夫妇和二个孙子，次子清霞，三子清耀；他们的房兄弟清桧（字揖舟，生不详，其弟清柏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夫妇；国英的长子清龙（字云升，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生）、次子清凤（字虎若，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生）夫妇及二子；国森的儿子清阳，还有国泰的三个儿子清x（x字不清）、清芬、清芳三兄弟徙川（1740年前后）。稍后一点是国锡次子清谅（生不详，其兄清况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国有的第七子清右（雍正十年1732年生）。最后便是才字辈徙川，有才文（字世效，乾隆十二年，1748年生），才汉（字振海，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生），才坤（字现圭，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生）率长子贵杰（字俊畏，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徙川。值得一提的是：才坤次子贵时（生于乾隆五十二年）又留在原籍，才坤还有一女，才坤夫人李氏（乾隆二十九年生）又再醮。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与李氏离婚后，带着幼小的长子贵杰去川，次子留给其母亲抚养；二是才坤带着长子贵杰去川，久无音信，在家的年轻李氏再醮。

尚表公房最先徙川的是大鹏的长子国春（生不详按其父年龄推估，应生于1685—1700年之间），大海的次子国饶（生不详，按其兄弟出生时间推算，应生于1714—1718年之间），徙川时间可能是十八世纪二、四十年代（1720～1740）。稍后是国唯的第四子清知（字定富，生不详，其三兄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接后是清知的侄子才荣（推算应为嘉庆年间所生），再后便是贵涵（字有容，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夫妇率子明五徙川，当在十九世纪初了。

尚义公房最先去川的是国为（字荣上，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他的亲侄子清时（字定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生），清滔（字应祥，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生，以上二人为亲兄弟），清祝（生不详，推算应为1724—1740年间所生），去川时间大致在十八世纪中叶。稍后是清正（字朝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清端（字志正，乾隆十六年，1751年生），徙川时间可能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尚荣公房最先去川的是国镒的五个儿子：清玉、清丕、清间、清葵、清藿。这5兄弟应生于1720—1740年之间，他们还有四个姐妹。其母闵氏，生殁葬均佚，是否随五兄弟去川？去川的时间可能在国镒1740年去世后的年代。稍后就是他们的堂兄弟清辉（雍正七年，1729年生），清耀（生不详，其大弟清荣生于雍正九年）徙川。

上述时间内，受、仲二系还有个别迁广西桂林、柳州、梧州，贵州都匀，以及本省永州、宁乡、桂阳、武冈等地的，还有些笼统不知何地的“徙外”，但没有迁四川的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