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缶部》：“陶，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陶。案《史篇》读与缶同。”《说文》中表示“瓦器”的“陶”，传世文献中一般写作“陶”：

     《礼记·郊特性》：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荀子·礼论篇》：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

     “陶”又表示“制作陶器”：

     《管子·版法解》：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

     《孟子·告子下》：“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陶”还表示制作陶器的工人。

      《周礼·考工记序》：“抟埴之工陶、旊。”贾公彦疏：“抟埴之工二：陶人为瓦器甑甗之属，旊人为瓦簋。”《管子·任法》：“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

       对於“陶”字构形，《说文》以为“陶”字从缶、包省声，大徐本所注反切为“徒刀切”。考之古音，“陶”为定母幽部字。然《说文》以为“陶”从包省声，且引“《史篇》读与缶同”，“包”、“缶”古音皆为帮母幽部字。“陶”与“包”、“缶”虽然韵部相同，而定母和帮母两声纽远隔，从音韵上看它们似乎不应该有互谐或通假的关系。表明“陶”、“包”在读音上关系很近的例子还见於《说文·言部》，其中“”字或作“”，其实这和上面所举的情况是一样的。

       对《说文》关於“陶”字“从缶，包省声”的说法，有些学者就曾表示过怀疑。林义光《文源》就指出：“《说文》云：陶，瓦器也。从缶，包省声。按陶、包不同音。古作（盘），从人持缶。”显然他倾向“陶”为会意字。朱芳圃也认为“陶”是会意字，只不过他以为“陶”字“从缶从勹”，“勹之言旋也，义为用轮以制瓦器。” 也有学者认为，“陶为‘陶’之本字，象人执午（杵）以造器，制瓦器须以杵捣坯，故以此象其事。”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是对《说文》“陶”字“从缶，包省声”的否定。

        与林义光所举相类似的字例，金文中有不少，根据《金文编》罗列如下：

       （能陶尊）  （豦簋）  （麓伯簋）

       （建鼎）  （父盘） （父盉）

       （笋伯盨）(公剑) （邛君壶）

       学者们多将此字释作“陶”，《金文形义通解》将其铭文中的词义分为三类（本文除讨论之字外，皆采用宽式隶定）：

       第一类属於氏名，如：麓伯簋：麓伯星父作陶仲姞宝簋。

       第二类属於人名，如：能陶锡金于厥公夨□五朋。

       第三类则是在铭文中用作“宝”，如：

       笋伯盨：铸陶（宝）盨，其子子孙孙永陶（宝）用；

       公剑：公圃自作元剑，永陶（宝）用之；

       建鼎：作陶（宝）器。

        对於这个被大家释为“陶”的字在铭文中如何用作“宝”，杨树达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陶’读‘徒刀切’者非古音也”，“‘陶’实从勹声（勹、包音同，许云从包省声误），而读与缶同，勹、缶皆唇音字，非舌音字也。言部‘’或作‘’”，“陶字读与缶同，而宝字实从缶声，故铭文假陶为宝耳。” 杨说虽与《说文》略有不同，其实还是认同了“陶”字有唇音、舌音二读的说法，这和《说文》的说解大同小异，而他的这一说法也似乎从古文字材料上印证了《说文》的说解。

       上面提到林义光《文源》以及《通解》、《考正》对“陶”字构形的不同意见，显然是否认《说文》“从缶，包省声”的说解，但却无法解释为何“陶”的字在铜器铭文中可以用作“宝”。对此，朱芳圃认为这可能是属於复辅音的分化，并不可信。

       另外，杨树达还提及另一个与“陶”相关的字：

       此字出自铜鎛的铭文，器主自称“齐辟叔之孙、跻仲之子”，杨树达认为铭文中“叔”的即经传之鲍叔。

       鲍氏，鲍即鞄也。铭文“”字乃“鞄”之或作。《说文》“鞄”从包声，铭文之“”乃从陶声。与《说文》异者，陶与包古音无异也。知者，《说文·缶部》云：“陶，作瓦器也。从缶，包省声。案按《史篇》读与缶同”。按勹、包音同，陶字即从勹声。许云从包省声，殊为迂曲。陶从陶声，陶实从勹声，而勹包古音无异，此陶与包音同之证一也。许君云：案《史篇》陶读与缶同，今验之鼎彝铭刻，知此说良信。笋伯盨云：“笋伯大父作嬴铸陶盨，其子孙永陶用。”父盘云：“父作女盘。”三陶字皆假为宝，是其证也。盖宝从缶声，故可与读与缶同之陶字通作也。古音缶与包通，陶读同缶，实亦同包，此陶与包音同之证二也。《说文·言部》云：“，往来言也。从言，陶声。或作。”云“”或从包，从陶之字，或从包，此陶与包音同之证三也。

        不难看出，这个考证的思路与上文关於“陶”用作“宝”的讨论基本上如出一辙，其基础还是建立在《说文》“陶”字既有唇音、舌音二读的说法上。

        杨树达先生将铭文中的“叔”释读作“鲍叔”，似无疑问，但问题是铭文中的“”究竟是不是一个从陶之字呢？我们仍抱有怀疑。上文讨论中所罗列的被大家认为是“陶”的“”字，与《说文》小篆“”相比较的确非常接近，但是从辞例上分析，这个字在铭文中都用作“宝”，没有一个是表示“陶器”、“制造陶器”、“制陶者”或是与“陶”音同、音近的辞例。因此仅仅从上述这些材料，对“”究竟是不是“陶”字进行判断，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

        舜是中国古史时代的圣王，在古代文献中可以见到很多关於舜耕作、渔猎、制陶的记载，如：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

       《吕氏春秋·慎人》：舜耕於历山，陶於河滨，钓於雷泽。

       《墨子·尚贤》：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新序·杂事》：故耕於历山，历山之耕者让畔；陶於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渔於雷泽，雷泽之渔者分均。

       郭店简《穷达以时》、上博简《容成氏》中也有类似的内容：

       舜耕於历山，拍於河浦。（《穷》2-3）

       昔舜耕於历丘，於河滨，渔於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容》13）

       这两处整理者字释文中都隶定作“陶”，读作“陶”。这两个例子中出现的 “陶”字，通过辞例可以确定表示“制陶”义。

        上博简《容成氏》篇中还提到了另一位古史时代的人物——皋陶，传说他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管子·法法》：“皋陶为李”。《容成氏》中也有相似的内容：

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为李。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容》29）

        其中“皋陶”的“陶”字，简文写作：

        整理者将这两例分别隶定作：、，读作“陶”。通过辞例可以确定此字应读作“陶”，但整理者对字形的理解则有偏差。“”字左半之“”其实是从宀从缶。楚简中的“宀”一般写作“”形，而“”旁所从“宀”把倾斜的两笔写成了平直状，加之笔墨粘连，导致整理者误隶作“”。至於“”字应属於一个写坏的字，可能是由於书写者字形布局过於局促，只能牺牲部分笔划。“”应隶定作“”，从构形上分析这应该是表示“瓦器”之“陶”的一个异体字。

        至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表示“瓦器”的“陶”字其构为从宀从缶。以前战国文字中出现的“”（陶汇3.427）、“”（陶汇3.71）、“（陶汇3.425）”、“（玺汇92）”、“”（玺汇2732）、“”（货系360），被释作“陶”，都是正确的。

       《说文》：“陶，瓦器也。”而《诗·大雅·緜》 正义引《说文》则作“陶，瓦器灶也”。 不管“陶”字本义是指陶器，还是烧陶的窑灶，与从宀从缶的构形都很吻合，“宀”表示烧制陶器的窑灶，“缶”代表窑灶中的陶器。从文字构形上分析，“陶”应当属於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中讲到的“复杂象物字”，在文字构形中表现陶器的同时，一并交代烧陶的窑灶。

       还要指出的是，在古文字中也的确存在个别“宝”省写作“”的情况。例如：《殷周金文集成》9688收录的杞伯每刃卣，其铭文为：

        杞伯每刃作邾卣

        杞伯每刃为邾所作媵器有多件，除了卣以外，还有鼎、簋、壶、匜，铭文内容都是类似的，都是“杞伯每刃作邾宝鼎”（《集成》2495）、“杞伯每刃作邾宝簋” （《集成》3898）、“杞伯每刃作邾宝壶” （《集成》9687）、“杞伯每刃作邾宝匜” （《集成》10255）。 由此可见，杞伯每刃卣铭文中的“”应该是“宝”之省形。这种“宝”省作“”形的情况在古文字中很少见，属於个别情况。

        既然已知表示“瓦器”之“陶”写作从宀从缶，那麼此前那个写作从人形从缶（人形或以为勹、或以为包省）而被认为是“陶”的“”又是什麼字呢？关於这个字的构形到底应该怎麼分析？其实关於这个字的构形，特别是其中所从的人形部分，前人已经有过一些很有启发的意见。马叙伦认为：“即《说文》之‘陶’，《说文》谓包省声。孔广居谓勹声。然《说文》混包裹之‘包’本字作‘’者与‘匐’之初文作‘’者为一字，此作，则声也。”虽然马叙伦以“”字为“陶”是错误的，但他指出“”字所从人形部分实为“匐”之初文“”，则是很正确的。“”字，前人认为是“伏”之初文，象人作匍匐状。 “伏”、“匐”应该是同源关系。为了行文方便且不易引起误解，下文中将“”暂作“勹（伏）”。伏与缶、宝古音关系极近，伏古音为并母职部字，缶、宝皆为帮母幽部字。古书中亦能见到“伏”与同为帮母幽部的“包”字相通的例子：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释文》：“包孟京作伏。”《白虎通·爵、圣人》、《风俗通·皇霸》引作“伏羲氏”。《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白虎通·圣人》、《风俗通·皇霸》引作“伏羲氏没。”

       《集成》10154收录的鲁器鲁少司寇盘的铭文作：

         鲁少司寇封孙作其子孟姬媵盘匜，其眉寿万年永宝用之。

         其中“永宝用”的“宝”字写法有些特殊，由於同铭还有从宀的“寇”、“” 字可供比较，可以确定“宝”字上部并非“宀”之变形，而是从“勹（伏）”。排除了形变的因素，这种变化只能解释为以声符“勹（伏）”取代了形体接近的形符“宀”。这也说明“勹（伏）”与“缶”、“宝”的读音是极近的。

          从“勹（伏）”与“缶”、“宝”读音极近的这种关系来看，“”应该是一个两声字，“勹（伏）”与“缶”都是声符，在铭文中读作“宝”。为了与表示“瓦器”的“陶”相区别，下文中将“”隶定作“”。

         我们接着再来看鎛铭文中的“”字，其所从的“”旁其实就是“”，只是所从“勹（伏）”的写法略有变化，表现人手臂的部份已经变短，这和上面我们举到的笋伯盨中的“”字所从“勹（伏）”形写法更接近。“”字从勹（伏）、缶声，在铭文中读作“宝”，而“包”、“宝”音同，从“”得声的“”自然可以读作“鲍”。

        在另外一件齐系钟铭中，器主自称“齐氏孙□”。对於“”字，一般都认为与“”一样都是“鞄”字之异构，或依据杨树达对“”字的考释，将此字也释读作“鲍”，即指齐之鲍氏。如果“”字确为“鞄”字之异构的话，那麼从构形上分析，它的基本声符应该就是“勹（伏）”。

        1985—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东夏庄的几座战国墓进行了发掘，其中在M5中清理出一件带铭宋鼎，《临淄齐墓》（第一集）公布了这件鼎的资料。

        盖内有铭文10字。裘锡圭先生释为“宋左大师睾左庖之贞”。睾当为器主之名。左大师当即《左传》言宋国事时经常提到的左师。左师、右师乃宋国的执政大臣。裘先生认为“”字从“广”从“肉”，“缶”声，“缶”、“包”上古音极近，故此字为“庖”之异构无疑。此鼎乃宋左师名睾者之庖厨用器。又以为“”所从之“广”反写，据此“”也有可能当释“右”，则睾乃右师。将铭文中的“”释作“庖”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字从反写之“广”，则值得商榷。一般情况下，如果整片铭文皆为反书，那麼“”所从“肉”旁亦应反写。所以认为“”旁乃是反写之“广”显然不可信。我们认为，“”即上面讨论到的“勹（伏）”，“”字应解析为从肉，“”声，在铭文中读作“庖”。整篇铭文应为正书。

       既然已知“陶”本来的写法作“”，那麼又是如何变作《说文》所谓“从缶，包省声”之“”的呢？从战国文字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见到写作从形的“陶”。但从古文字形体变化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从“宀”演变作“”形的端倪。

        冯胜君先生在《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中，将, , 上博简《缁衣》篇与楚简文中的“宀”旁进行了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