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里”是一个古地名，大约在今天项铺镇的白石村和龙虎村一带，它背靠巍峨的柳峰山，前临浩瀚的白荡湖，这一带的居民基本都姓陶，他们的家谱中称自己为皖桐白杨陶氏。

 

“白杨里”溯名

 

“里”是中国古代农村基层的一个建制单位，周朝“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二十五家为一“里”，古代人烟稀少，全国的总人口仅有现在的几十分之一，中国人口上亿也只是乾隆朝代的事情，按这个比例推算，古代的二十五家相当于今天的几百户甚至上千户，这在今天也算村一级的规模了。不过各个朝代的一“里”所辖的户数并不统一，《管子》曾讲“百家为里”，《论语》又讲“七十二家为里”。后来“里”演化为人们居住的地方，凡人集中聚居的场所泛称为“里”，比如现在的人把家乡便称作“故里”。

“白杨”为杨柳科的一种树木，它喜水而生，今天枞阳江堤一带包括长沙、凤仪、铁铜三个江心洲，都被白杨树所环绕。白石村和龙虎村一带，从地图上看，东、北、西三面是绵延的山地丘陵，南边是碧水连天的白荡湖。山水相依的环境，自然是植被茂密，绿树成荫。在这些“绿树成荫”的生态环境中，可能又以白杨树最多。古代命名地名，多以地形特征或标志性景观而称之，古代的白石和龙虎一带，茂密的白杨林成了这里的一道自然景观，于是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里称作“白杨里”。

白杨树具有不惧灾害和生命力顽强的精神，历代文人喜欢借物喻人，借景抒情，白杨树不惧灾害和顽强的生命力，也成了多少文人笔下讴歌的对象，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便是借白杨树的特性来礼赞中国北方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那种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白杨树环抱的土地，也是多少正直文人寻找精神寄托的“世外桃源”。白杨里，这个为碧波荡漾的湖水所环抱的美丽土地，在六百多年前，有一支江南当涂的外姓人来这里定居了，这支外姓人后来成了这里人丁兴旺的一族大姓，这就是皖桐白杨的陶姓家族，项铺镇有四大姓氏：陶、吴、丁、汪，陶姓排在第一位。

 

 

 

 

 

 

陶家祭祖

 

白杨陶氏一世祖

 

元代末年，各地发生了农民大起义，各路英雄逐鹿中原，其中就有一支以朱元璋为首的起义军队伍。朱元璋起家安徽凤阳，经过数年的攻伐征战，在安徽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打出了一片天地。此时的朱元璋，还并没有统一全国、登基称帝的自信，因为他还有不少强劲的对手，他最初的目标也只不过想有一块像样的地盘，在这块地盘上“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过过快活日子。

今天的马鞍山市的当涂县，元代时期是太平府的所在地，太平府辖区很广，大致包括今天的马鞍山市和芜湖市全境，这里是江南的鱼米之乡，粮丰草足，商贾云集，自古繁华。朱元璋在安徽地盘立足后，对太平府这一富庶之乡垂涎三尺，便厉兵秣马，号令三军攻陷太平府。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形势，太平府的一些头面人物如热锅蚂蚁，不知所措。这时有一位回籍避乱的儒林人士审时度势，约同地方上的乡绅率领父老乡亲出门迎接朱元璋，朱元璋兵不血刃进驻太平府，太平府也避免了一场屠城的大灾难。朱元璋进府后召见了这位儒士，儒士面对朱元璋侃侃而谈：“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儒士盛赞朱元璋的雄才大略，朱元璋心情大阅，并就下一步想攻取南京征求他的意见，儒士回答：“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这正与朱元璋的想法不谋而合，朱元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把这位儒士留在身边，并授左司员外郎，视他为文武全才的战略家，凡有大事，便向其咨询，儒士成了朱元璋打天下的左膀右臂。

朱元璋不久打下黄州，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需要重臣镇守黄州，朱元璋想到了这位儒士，便委以大任。儒士镇守黄州，“宽租省徭，民以乐业”，当地老百姓有口皆碑。儒士威信高了，遭到朱元璋的猜忌，罢了他的官，后来把他贬到桐城做县令。

 

 

陶　安

 

这位儒士，便是白杨陶氏一世祖的父亲，名字叫陶安。

陶安带着家眷，从家乡的当涂乘船溯江而上，然后向北拐向黄金水道白荡湖，穿过乌金渡，又是一片茫茫湖泊（今已圈成唐山大圩），船近白杨里，看到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湖，赞叹“此邑山水极佳”，遂“爱白杨山水清丽”，认为此地“宜居”（见陶氏家谱），于是便将长子陶福五留在白杨里定居。这一定居就是六百余年，经过二十几代的繁衍，人丁已有数万之众，陶福五便是皖桐白杨陶氏一世祖。

 

 

白杨陶氏一世祖　陶福五

 

陶福五因家学渊源，亦饱读诗书，后来通过自身的努力，也端起了“吃皇粮”的金饭碗，陶氏家谱记载他“官内阁中书”。“内阁”是明清时代最高官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是中国古代文职官员的统称，相当于今天在机关上班的“干事”、“秘书”等称呼，职责是负责朝廷典章法令的编写、记载、解释等工作。明清时，“中书”享受的级别从七品，相当于今天的县处级，别看这县处级官不大，但“宰相家人七品官”，因为在最高官署当差，每天接触的都是朝廷中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若想做官，放到地方上去，都可以做四品知府。陶福五在朝廷当差，在陶氏家族自然是莫大的荣耀了，在白杨里周边乃至老桐城，也备受关注，受人尊重。

父亲陶安是元明时期的大儒，陶福五受到父亲的影响，同样以儒学为正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官为国尽忠，做子为亲尽孝，做人守仁守信，并力求把这种儒学精神作为一种家风传承下去，五个儿子由长到幼，分别用儒家的“五常”伦理起名为“仁、义、礼、智、信”，虽在京城做官，主张耕读传家，让儒家的精神伴随儿子度平生。所谓“耕读传家”，就是通过稼穑养活自己，通过读书提升自己。“耕”，就是踏踏实实地种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通过勤劳细作在土地上刨食，不能搞歪门邪道贪黑钱；“读”，就是读圣贤之书，无论为官为民，都要知道礼义廉耻。五个儿子在陶福五的熏陶下，都自觉的内外兼修，后来都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一方乡贤。

特别是小儿子陶以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挣到一份“吃皇粮”的差事，家谱记载他“官上苑署丞”，就是在皇家园林的官署内当差做“丞”官。“丞”官就是辅助别人的官吏，通常都是副职，级别也不高，一般从八品，皇家园林的官署并不是朝廷位高权重的核心部门，估计就是相当于今天从事接待服务方面的官吏。就是这个并不怎么吃香的普通职位，陶福五的小儿子陶以信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恪尽职守，尽职尽责。

一次，陶以信前往明朝的首都南京办公差，公事完毕，渡江回程，船至江心，突遇狂风暴雨，船旋即翻沉。噩耗传到白杨里，家人悲痛欲绝。船难之后，家人将其衣冠葬于祖居地的檀溪山（今龙虎村境内）。100多年后，皖桐白杨陶氏首修家谱，谱中沉痛地赞他：“仁孝恭俭，继述凛凛，聪明劳勋，终事兢兢，惜此良材，不终正寝。”陶以信因“王事而溺”，以身殉公，当年39岁，算是为国尽忠了，他用英年生命践行了儒家的生命价值观。

陶福五死于小儿子船难之前还是船难之后，因失考家谱没有记载。不管怎么说，他成功地继承了父亲儒学治家的理念，父亲陶安勤于王事，累死在江西省参知政事的任上，儿子死于王事的途中，自己在内阁衙门忠于职守，夙兴夜寐，自律廉洁。明初官吏贪腐盛行，朱元璋为巩固自己的政权以铁腕手段严厉反腐，巨贪和小贪统统“杀无赦”，许多罪不至死的官员也做了刀下之鬼，官场一片白色恐怖，陶福五在最高官署穿行于权力之中，出污泥而不染，面对朱元璋的雷霆之势反腐而心底坦荡，最终以清白之躯告老还乡，寿终正寝。从父亲到儿子，三代效忠朝廷，呕心沥血，也算是满门忠烈了。

 

 

 

一世祖陶福五墓地及墓碑

 

陶福五卒后葬于白杨祖居地的陶家东边后山的西峰岩，墓碑虽经历几百年的风雨侵蚀，但上面“皇初始祖福五陶公墓”几个大字仍清晰可见。整个墓地西、北、东三面环山，南面视野开阔。俯瞰，不远处就是祖居地白杨里；再远看，就是浩瀚的白荡湖。陶福五的墓地选择在这里，或许是他的临终交待吧，父亲陶安当年过江渡湖，把他安放在白杨里，就是希望他在这里生根发芽，能长成参天大树，能撑出一片天地。他按照父亲的旨意筚路蓝缕努力了，他希望自己死后安葬西峰岩，在这里可看到白杨里，看到他的儿孙们，盼他们也能继承父志，秉承儒家的生死观念，做人要讲诚信，做事要有血性，要在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不能给祖宗留下污点。

 

陶家的血性基因

 

血性精神是孔孟儒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即仁爱，是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后泛指正义事业与崇高理想，为了正义事业和崇高理想而敢于舍弃生命，这便是血性精神。这种血性精神在儒家经典中多有渲染与肯定，如孔子的学生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结局是为赴国难，“慨然而死”。死后受醢刑，剁为肉酱，消息传来，孔子哭得天昏地暗，以至以后吃饭见到肉酱都“不忍食之”。子路虽然惨死，尤其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镇定气度，受到孔子的肯定，子路在赴国难中被敌手击落帽缨，子路认为君子即使临死也要衣冠整齐，他在系好帽缨的过程中被敌手砍成肉酱，这在一般人看来有些愚腐，但孔子肯定他从容赴死，他用生命维护了形象，维护了“礼”，死得其所。孟子把儒家的血性精神说得更为直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三不”精神，几千年来激励着多少仁人义士困境不怨，难境不惧，为追求生命的价值敢上刀山，敢闯火海。

陶福五希望白杨的后裔子孙做人做事要有血性精神，不给祖宗留下污点，他应该是很自信的，因为陶家历代先人就具有这种血性基因，这种基因代代相传，在历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为后人所称道。据家谱记载，陶家先人多是武将出身，“血性”可以说与“武将”是与生俱来的关系，没有血性的人，很难说他能担起“武将”的职业和重任，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军人还得有血性，就是基于军人的特殊职业和重任而言的。

 

 

陶氏鼻祖陶舍

 

家谱记载的陶氏鼻祖陶舍，辅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曾冲锋陷阵为刘邦挡箭矢，才使刘邦躲过一难，刘邦得天下后封他为开封侯，官至大司马。

陶璜是陶舍的第十一代子孙，三国时期为东吴的著名将领，西晋灭魏后曾大军压境进攻东吴，侵占了交州，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东吴皇帝孙皓委派陶璜迎敌，陶璜成功地击败了晋军，遂任交州刺史，南方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越南北部，都为其所辖，军政大权一把抓。西晋灭魏灭蜀后，不久又灭了吴国，为避免生灵涂炭，陶璜审时度势，顺应大势而归晋，晋武帝继续授任他为交州刺史。陶璜在交州任职三十年，政绩出众，深得当地民众爱戴，后世越南史书甚至盛赞他“威惠素著”。

陶舍的第十四代子孙陶侃为东晋时期的名将，如果说陶璜以前的陶家武将是靠着门阀士族制度上位而战功显赫，陶侃则是在贫困的逆境中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成为一代名将。陶家从汉代起因陶舍而成为门阀大族，几百年后，门阀势力逐渐削弱，陶家的势力也在下降，到了陶侃的身上，则是母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陶侃的成长，与伟大的母教分不开。

陶侃的母亲也是一位具有血性的女性，由于她教子有方，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大贤母”之一（孟母、陶母、欧母、岳母）。在陶侃很小的时候，陶母便教育儿子要做到“人穷志不穷”。穷不失志，穷不失礼，穷不可以自暴自弃，丢失人生努力的方向；穷不可以失去尊严，丢失做人诚信的礼节，让人看不起。《晋书·烈女传》记载了“截发留宾”的故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陶侃的一位朋友叫范逵，来陶家寄宿。但陶家一贫如洗，实在拿不出东西招待客人。于是陶母便暗中剪下满头青丝，偷偷卖给乡人，然后置办菜肴，招待来客。客人知晓后深为感动，感叹“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优秀的儿子”。

陶侃后来在浔阳做了一个主管渔业生产的小官，一次他的部下见其生活清苦，便从鱼品腌制坊拿来一坛鱼给他食用，孝顺的陶侃想到母亲平生喜好吃鱼，便托人把这坛腌鱼送给母亲，并附上告安信。母亲接到信物后，为儿子的一片孝心感到高兴，于是随口问送鱼之人这坛鱼要花多少钱，送鱼之人不解其意，便夸耀说陶侃主管的地方有的是，不花钱，伯母若爱吃，以后再带几坛来。陶母听罢心情陡变，喜去忧来，马上将腌鱼坛口封好，叫来人把鱼带回给陶侃，并附上一封信。陶侃接信后，见母亲批评自己拿官家的东西孝敬她，不但对她没有好处，反而还增加她的忧愁，并告诫他为官要清正廉洁。陶侃面对书信和腌鱼愧疚万分，深感辜负母训，发誓不再做令母亲担忧蒙羞之事。从此，陶侃在母亲的悉心教诲下，珍惜光阴，克勤克俭，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终成东晋一代名将。

陶侃从军三十余年，多次平定战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勤政廉政，从严治吏，为百姓所称道；他治下的荆州，民风清纯，史称“路不拾遗”。

陶侃之后，陶家后人逐渐弃武从文，虽然从文，但那骨子里的血性精神并没有丢失，并把这种精神上升为一种陶家的做人气节，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陶侃的曾孙陶渊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由最初的陶氏独家专利而播及影响到整个儒林，成了读书人清高、傲骨的象征。

 

陶家血性精神的历史传说

 

皖桐白杨陶氏一世祖陶福五希望自己的后裔子孙耕读传家，做人做事要诚信，要忠于职守，勇于担当，不失陶家先人的血性精神。白杨陶氏后裔没有辜负一世祖的希望，经过数代的繁衍开拓，陶氏便成了影响周边的一大旺姓。

 

 

 

 

陶家祠堂及祠堂前面的水塘

 

纵观陶氏家族的历史，这种“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丁兴旺。一世祖生下五个儿子，五个儿子又各有其子，子又有子，仿佛原子裂变，几代之后，人丁便成百上千。虽然白杨里山水宜人，宜耕宜居，但由于土地有限，无法满足膨胀的大量人口，有的陶家后裔便走出白杨里，到别地去“开疆拓土”，有的到白柳，有的到孙家畈，有的到庐江、桐城，有的到江南各地，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又繁衍生息，又有各自的后裔，不管他们走得多远，但他们的根都在白杨，这样就形成了以白杨里为核心的庞大的陶氏家族群。二是代有仕宦。陶家先人在汉晋几百年是门阀大族，后来中落，再也不存在门阀制度了，到了白杨陶氏，虽然没有出现高官显宦，但代代不乏有人做官，明清直至民国几百年间，有知府，有县令，更多的是邑中贤达，乡饮大宾。这些做官的白杨陶族后裔，没有一个因贪赃枉法而受诛受戮，让族人蒙羞，只是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有几位旧政权的县长解放后被镇压，这是政见不同，与人格无关。三是影响力大。陶家人少转弯抹角，磊落坦荡，快言快语，不屑奉承，嫉恶如仇，极富个性。这种个性在官场上自然是混不开，但若不想“心为形役”，不愿做官，在社会上敢于仗义执言，自然受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欢迎，自然在社会上影响力也就大。白杨家谱记载，白杨后裔陶子倬在云南大理的知府任上，爱护百姓，爱惜人才，看不惯官场尔虞我诈那一套，结果“以直道去官”，因正直无邪而丢掉了官帽，但他受到老百姓的拥戴，“滇人为立生祠于郡城”，云南老百姓在当地为他立了生祠，这也是莫大的荣耀了。细翻陶氏家谱，凡记述陶氏贤人，都有“为人忠信愿悫，不妄与俗交”、“刚直自矢，傲岸不群”、“直心正气”、“磊磊落落”、“铮铮佼佼”、“乡党中无不畏而敬之”这些词语来形容，字里行间无不折射出陶氏后裔邑中的影响力。陶福五第六代后裔陶龙田，万历年间首次主修白杨陶氏家谱，明代抗倭将领阮鹗应请欣然为陶氏家谱作序，阮鹗当时坐镇浙江，后又坐镇福建，是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阮鹗在序中开头便称陶龙田为“余友”，足见陶氏后裔在邑中的地位和白杨陶氏在社会上的知名度。

 

 

陶家祖居地

 

谈到白杨陶氏的血性精神，陶家人不无自豪地要说起“柳阳镇”。坐落在距项铺街不到一公里的柳阳镇，又叫“新街”，为区别于“项铺街”这一老街而称之。

项铺镇范围内陶、吴、丁、汪四大姓，四大姓中因陶姓排在首位，社会影响大，不免使某些陶姓族人飘飘然。一些性格强悍的陶族人，有时与异姓族人因一些小事引起矛盾，而又以老大自居态度强硬，最终引发斗殴。民国二十年代，一位陶姓人与项铺街汪姓人发生矛盾，在斗殴中陶姓人占了上风。为了报复白杨陶氏，汪姓族长宣布：从今往后不允许陶姓人上项铺街！项铺街是汪姓人的天下，开店的人几乎都姓汪，这一宣布，意味着禁止陶姓人上街买卖购物。“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禁止陶姓人上街购物，必然影响到陶家人的生存。

陶姓人听到这一消息也不示弱，当即宣布陶姓将建一条自己的陶家街。于是陶姓族长召集八大问事商讨建街事宜。商讨的结果，决定将街建在柳阳庄上，理由是柳阳庄离项铺街隔冲而望，在这里建街就是特意要让项铺街的汪姓人看看：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有自己的街，我们将会超过你。当年的白荡湖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湖水直接淹到柳阳庄边，往来的商船可以将货物运到柳阳的新街，加之陶姓人口多，消费力强，说陶家新街将来会超过汪家老街，也并非完全是大话。街址选好后，便破土动工，出钱出力，陶家血性一条心，不蒸馒头蒸口气，不长的时间，百米新街便与老街遥相对望。

新街建成后，为了方便行人上街买卖，又着手在街口的西边建座桥，西边有一条大干沟，柳峰山脉的洪水沿着这条大干沟涌向白荡湖，这给过往的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而这里又是山里人外出的必经之地。桥建成后，陶姓人命名为“女儿桥”，“女儿”是美好与希望的象征，寓意大概是通过该桥的建立，希望能给陶家新街带来美好与繁荣。“女儿桥”历经百年沧桑，今天已成了人们难得一见的一座古桥。

 

 

陶家东边村庄

陶家先人多是出身武将，凭战功授爵，名垂史册，像陶舍、陶璜、陶侃等，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元帅”、“三军总司令”，但白杨陶家后人虽不乏有行武出身，却鲜有先人的显赫与风光。虽然没有先人的显赫与风光，但血性精神却一脉相承，后人的这种血性精神不是表现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更多的表现在“磊磊落落”，表现在平常待人接物与言行举止上，表现在顺境不傲、逆境不沮上。

祖居地陶家和庄的老年人常谈到本庄两位出身行武的军人，一位是1955年授衔为共和国大校的陶洪飞，一位是毕业于黄埔17期的国军上校陶元善。他们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但解放后命运却天壤之别，前者在武汉军区某部任参谋长，后者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家乡管制改造，每次运动都要挂牌批斗游街，每次批斗游街他都要衣冠整齐，如同子路保持“君子死，冠不免”的从容气度。

1959年，大校回到阔别21年的家乡，地方领导前后陪同，大校询问陶元善的情况，并要见一见这位本家兄弟。地方领导提醒大校：这是个死硬的历史反革命。大校对地方领导说，在老家都是亲友兄弟，不存在什么敌人反革命。

陶元善当时虽落魄潦倒，但正式场合他决不失态，他不忘自己是一名军人，他还要保持军人的威仪，他戴着白色手套，穿戴整齐地来会见大校。大校摒弃左右，要单独和这位“历史反革命”聊聊，他们在屋内声音忽大忽小，不时地争论着什么，且多是陶元善在发声，地方陪同领导担心大校有什么闪失，但也不敢贸然进屋，只好守在屋外时刻听候召唤。

他们在争论着1947年春夏之交的孟良崮战役，他们各自代表国共两军都参加了这场战役，这场战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陶元善在这场战役中成了俘虏。就军人个体素质而言，经过严格训练的74师的官兵要强于新四军，更不要说武器优良了，至于为何全军覆没，大校说粟裕将军指挥有方，陶元善则反驳说几十万对几万来围点打援，那不算本事，只怪援军贪生怕死不配合，我们的张灵甫将军则更有胆识。争论之后，大校对陶元善的境遇表示同情，说当初为什么不到这边来，新四军扩编，你有文化，许多俘虏都成了新四军。陶元善说信仰不同，我信仰的是三民主义。

多少年后，我在浮山中学遇见了这位本家叔叔，此时他已平反落实了政策，帮助县政府在编写《浮山志》，他说孟良崮战役结束后，被俘官兵愿意留下就当解放军，不想留下要回家种田就发路饷。他当时领了路饷并没有回家，又跑到四川去找国军，后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在四川随着部队参加了投诚起义，安排了工作，但像他这样级别的投诚起义人员免不了被清洗，不久便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押回原籍，是县里直管的坏分子，定时要向县里汇报思想改造情况。他对陶洪飞那次回乡约见非常感动，他说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前途界限分明，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陶洪飞却主动与他长谈半天，在当时是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也的确冒了政治风险，大校离开家乡回部队，地方就有人写信到武汉军区，说大校阶级立场不稳，擅自会见历史反革命，还说家乡只有亲友和兄弟，没有敌人反革命。好在大校回部队后，立即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回乡的行程和会见了哪些人，没有隐瞒自己会见了本家的一位“历史反革命”。大校的磊落襟怀，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

 

走向新时代的陶家血性精神

 

八十年代初我刚刚到浮山中学教书，因为我姓陶，又是白云人，还会点“三脚猫”的功夫，一些人就误认为我是陶家东边的人。陶家东边是白杨陶氏的祖居地，陶家东边在整个白云区乃至全县又非常出名，若谁姓陶，又是白云人，就很自然地联想到陶家东边。当时的陶家东边远近出名，有正面的名声，也有负面的名声。

陶家东边一直有着传统的尚武之风，有的是祖传几代的武术世家，远近武术爱好者络绎不绝前来拜师，也有的外出授徒，将陶家的名声和武术文化远播他乡。但尚武之风又孕育了陶家强悍的民风，陶家东边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县里“公检法司”等部门长年进村蹲点都难解决问题，特别是一些与陶家人交手没有占到上风的外姓人，他们一提到白云的陶家东边，就说姓陶的人性格臭。我到浮山，没有人在我当面说臭，但常听到说姓陶的人性子野，不好惹。陶家东边名声在外，这倒让我沾了光，说明我也是不好惹的，在当时整个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的大环境下，让我在浮山周边树起了声威。

“性格臭”、“性子野”固然是贬义词，谁也不喜欢那种开口伤人、逞勇好斗之辈，但若把“臭”理解为说话光明磊落，不转弯抹角，不藏着掖着；把“野”理解为不向困难低头，敢于向命运挑战，有一种坚持到底的韧劲，那又是正话反说的褒义词了，这种褒义里面自然含着做人的血性精神。

 

 

 

 

近年白杨陶氏八修家谱，我参与编写文传，有机会接触众多陶姓族人，与他们谈到陶家人的血性精神时，他们说陶家人特别耐苦、坚韧，又率真、坦诚，流血不流泪，的确继承了陶氏先祖征伐沙场的武将基因。

从白杨祖居地走出庐江定居的陶到春，和他谈到陶家人耐苦、坚韧的性格时，他饱含深情讲到自己的父亲，说家父意志顽强，忍苦耐痛，一次上山砍柴草，竹根尖把脚板刺穿，他咬着牙，把脚从竹尖上拔出来，当时鲜血直流，他在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包好伤口，休息了一会，强忍着巨痛，翻山越岭，硬是把一百多斤柴草从20多里外的山上挑回家。后来伤口发炎化脓，无钱医治，又赶上插秧季节，他又忍着疼痛每天下田插秧，脚上的伤口在烂泥里揣了一个星期，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大概是感动了上帝大发慈悲吧！他的父亲把这种精神教育儿子，儿子一辈子扎根教学讲台，耐苦耐独，兢兢业业，成为受人尊敬的一位骨干教师。陶到春又把这种精神教育自己的儿子，儿子从小读书刻苦努力，持之以恒，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后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获得多个国内和国际大奖。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已是轰轰烈烈，但内地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有的地方还是坚守“大集体”，绑在一起受穷。白杨本来就是人多地少，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政策，把人固定在出生地，固定在贫瘠的几分土地上，但为了活命生存，“槽里无糠猪拱猪”，免不了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争斗，哪怕极其微小的利益，山上的几根树枝，田里的几把稻禾，都有可能引起流血的事件，当时说陶家祖居地远近出名，其负面名声多是这些不断的斗殴纠纷，加之个别还有偷盗的行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春风终度玉门关，陶家人的血性精神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承认自己穷，他们正视自己穷，他们不怕因“穷”而丢人，他们想方设法要改变自己的“穷”，哪里能挣钱，哪里能勤劳致富，他们就向哪里流动。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们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鼓舞下，敢“试”、敢“闯”、敢“冒”，“虽九死其犹未悔”，终于在各行各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陶家修谱编写的文传中，载录了一些有影响的家族贤人，过去历次修谱，录贤的标准离不开“官本位”，这次八修家谱，打破了“官本位”的价值取向，文传中所录入的贤人多是与“官位”无关的普通族人，但他们都有一种血性精神，有一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干事的韧劲，最终都由平凡变为不平凡，由普通变为不普通。

 

 

陶兆白家庭林场

 

陶家祖居地有一个“鼓东头家庭林场”，林场主人名叫陶兆白。2016年秋我应邀到他林场参观，我们几个人一道，驱车来到陶家东边的水库，前面已无车路，有一条很陡的土路通往鼓头岭，我们沿着土路徒步上山，漫山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沿途树木遮天蔽日，刚才下车时还秋燥闷热，而此刻走在两边树木参天的土路上，倍感凉爽。同行的人不时地指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树种，说这些都是名贵的稀有树木。边走边看，不一会抬头看到山上有一幢房子，四周的树木将它裹得严严，只隐隐约约看到白色的墙壁，房子上面是蓝天白云，我不禁脱口而出“白云生处有人家”，这“人家”便是林场主人陶兆白。

改革开放之初，他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八十年代他与父亲承包了近两千亩的荒山，专门经营山场。经营山场是一个短期难见成效的事业，弄得不好还会赔本。但他抱着敢“闯”敢“冒”的决心，耐着性子，长线布局，经过30多年的经营，硬是把一片荒山秃岭变成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大氧吧，同时多种经营，种树、育苗、种茶、养鸡一条龙，生态良性循环，效益逐年递增，并带动了当地近百人就业，如今他的“鼓东头家庭林场”经验收已升级为省级示范林场，他的曾是一穷二白的家庭今天也已被当地政府授予为“最美家庭”。问到他30年前后如此巨大变化的感受时，他说，能耐苦耐独，不随波逐流，心中有个目标，坚定地走下去，总会是有收获的。

出生于陶家东边的陶永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年仅十几岁的他就立志要成为养鸭大户，后来规模上万只，成为远近有名的养鸭专业户。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一下亏损40多万元，这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字。在低谷中，有人劝他转型从事当时在项铺镇十分红火的花炮行业，他痛定思痛，认为从哪里跌倒一定要在那里再爬起来，不久又重启养鸭产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抓住国家产业政策的机遇，在唐山大圩承包了500亩圩田，养鸭的同时，又兼养鱼、养蟹和种植，既实现了“养鸭大户”梦，又成了周边有名的种粮大户，他挂牌成立的“枞阳县项铺镇陶永丰家庭农场”，也被评为安徽省“省级示范农场”，个人也多次荣获省、市表彰。

 

 

陶杰夫妇

 

陶杰在白杨陶氏家族中是一位“张海迪式的人物”，两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同年又失去母亲，依附姐姐和两位兄长而长大，12岁时破门上学，由于行动不便，一学期后便辍学。虽双腿残疾，但身残志坚，决心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开始学纸扎，感到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行业，不久便改学无线电修理技术。凭着心灵手巧，又肯于钻研，很快成为项铺镇周边小有名气的修理师；凭着精湛的技术和仗义热情的人缘，生意非常红火；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等不靠，以一残疾之躯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在项铺镇置下了两栋房产和两个门面。在忙于生意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文化知识，当年只上了一学期小学，如今通过刻苦自学，文化水平堪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多首诗歌发表于《枞阳诗词》刊物上，有的还被收录《枞阳诗词当代选》。妻子刘凤龙美丽贤惠，当年感于他的自强精神并敬佩他的精湛手艺，冲破世俗偏见与他结合，如今相夫教子，家庭日子过得风风光光。

白杨陶家后裔为了谋生，有不少后来离开祖居地迁到外地定居，但他们不管到哪里落根，都忘不了陶家的血性精神，都对下一代津津乐道谈论着陶家先人的故事，如同犹太人亡国后流落世界各地，都要对下一代喋喋不休叙说他们的先祖，要求下一代必读《圣经》，让下一代永远牢记他们民族的苦难、勤劳与坚韧。

我的父亲年轻时就离开白杨祖居地，迁移白荡湖东边的嶅山定居，那里只有我们一家姓陶，处在异地他乡，我不知道祖居地情况，更不了解陶家的历史，关于陶家许多感人的历史传说，都是父亲经常向我谈论得知的。父亲也说过“截发留宾”的故事，还常提到陶家某代老人的一句名言：“家里再难，来客都要留饭。既然有客上门，那就把你当作不外。”六十年代初大饥荒，老家里一位熟人路过嶅山来我家落脚，母亲借来半升米，专门为他煮了饭，那个年代我们一年也没有见过白米饭。父亲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告诫不要忘祖，既然是陶家子孙，就要做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性的陶家男儿。

我参加修谱到各地去寻访陶氏族人，他们的先人虽然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离开白杨陶家祖居地，但他们也像我家一样，迁徙时抱着祖宗的牌位，定居后一代又一代地向后人介绍陶家的历史，讲着陶家的故事，因而外地的白杨陶族人虽身处异乡，孤独受歧，但常受到陶家血性精神的教育与鼓励，后代都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在异乡繁衍生息，都有所作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外地的白杨陶家后人抓住机遇，勇于拼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大显身手，涌现出许多资产千万的老板乃至资产上亿的企业老总，陶子鹏、陶红胜、陶正国、陶枫、陶锦珊、陶善红、陶自能、陶建、陶胜恩、陶芳友、陶彬、陶能建、陶静、陶相儒、陶芳明、陶善兵、陶善亮、陶方青等，他们显于白杨陶家都与“官位”无关，他们都是凭踏实、凭诚信、凭顽强、凭韧性，从基层草根起步，最终众望所归地登上了白杨陶家“族贤榜”。

 

 

 

 

 

 

 

 

 

 

 

 

 

 

 

 

 

 

 

 

 

 

 

 

 

 

陶家族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忘本，不荒淫，视富如贫，视贵如贱，富贵方可长久；虽身处贫穷低贱之境，仍保持高尚的精神操守，不改初心，坚定不移；虽受到强权暴力的威胁，仍大义凛然，不惧淫威，坚贞不屈。顺境不骄，逆境不怨，险境不惧，此‘三不’乃千古做人之名言，我陶氏先祖多文臣武将出身，极具‘三不’之血性，后裔子孙对‘三不’当烂熟于心，并践行于立身处世之始终。”这是白杨陶氏八修家谱中的一条家训，血性精神不是打打杀杀，不是鲁莽冲动，而是理智，是仁义，是坦荡，是信任，是忠诚，是气节，是操守，是责任，是担当，是追求，是坚韧。

今天，白杨陶氏家谱中把“血性精神”专门列为一条家训，就是希望白杨后裔子孙把这种精神世世代代继承下去，不仅仅在祖居地，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哪里，都要堂堂正正，做一个大写的“人”，去书写白杨陶家大写的 “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