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说，我们家的老祖坟葬在虎形地。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自豪。我忍不住问父亲：“虎形地又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呢？”父亲说，虎形地的坟山风水好，后人专门出武将。听到陶家后人出武将，我非常兴奋，因为那是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激情燃烧的年代，看到有人穿着军装或者那怕是一双黄球鞋，都产生莫名的敬仰与羡慕，更何况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威武将军了，那多威风、多神气啊！从此，虎形地，在我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然而，虎形地到底在哪里呢？我并不知道。我的家并不在项铺的祖居地，父亲年轻时便出庄到白荡湖畔的嶅山定居，也就是今天的金社乡龙口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回去过一次祖居地，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回去过。前几年，我从工作岗位退到二线，正逢皖桐白杨陶氏“八修”家谱，族人推荐我参与其事，于是我有机会常到祖居地。我问祖居地的长辈们虎形地在哪里？他们说在柳峰山的南麓，离这里还有七、八里。我决心一定要抽空去看看。今年重阳节，机会来了，龙虎村的原老书记陶德惠受族人之托，邀请我们去登山，地点就在虎形地旁。

驱车来到项铺镇，沿着“村村通”公路到了陶家东边的大村庄，经过龙虎村的村部，沿着山脚的水泥路一路向北，大约三公里后来到龙虎村的水库。这里已是尽头没有公路了。我们下车穿过水库大坝，翻过一道山梁，来到族人的家。来不及休息便问虎形地，德惠老书记说就在不远的前方。顺着他所指的方向，但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山上的植被茂密，就像原始森林。我们跟着德惠老书记，穿径钻林，来到一处高高的山坡，四周景致一览无余。巍峨的柳峰山，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柳峰山的山腰，一个酷似虎形的山体匍匐在山间，活像一只将要下山的猛虎趴在深山中。虎头朝着山下，虎爪呈“八”字形，右爪伸向水库方向；虎背隆起，山体茂密的植被浓绿中透着金黄，就像老虎的毛皮斑纹；一条虎尾遒劲地向上翘起，直翘到柳峰山的山巅，那尾尖便是柳峰山的最高峰。同行的人还向我介绍，虎形地相邻的北边也是古老的风水宝地，叫龙形地。一条“龙”形的山岗蜿蜒在柳峰山的东北方向，它是柳峰山的尾梢，又叫“横头岭”，皖桐白杨陶氏第四代弟兄两个，老大葬在龙形地，老二葬在虎形地。龙虎村的人几乎全部姓陶，“龙虎村”的名字，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

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给我的祖上留下了这一方风水宝地。这里的地形是一个呈“喇叭口”的形状，我脚下的东边山脉，分别由“团山”、“鼓头岭”、“猪山”等大小山体组成，一直向南绵延到项铺的凤凰山；我正对面的西边的柳峰山，也连缀着大小山体一直向南绵延。向北，东、西山脉交汇于“横头岭”，“横头岭”以北是九曲口，又是另一支山脉连贯白柳和孙畈；向南，东、西山脉又像“八”字形的“撇”“捺”。这一“撇”一“捺”之间，是一道间隔几百米的山冲，从“横头岭”为起点，东、西山脉之间的水流汇集到山冲的大干沟中，一直向南流向白荡湖。“山泽通气”， 这是《易经》中的一句名言。从风水角度说，山泽气息相通便是人们所称的“宝地”，水滋润着山，山蓄养着水，山脉越长，蓄养的水源就越充沛，山水相依而如此和谐，谁不神往这样的环境呢！我的父亲几十年前对我说的虎形地的风水好，过去是只是耳闻，现在就在眼前，真的是眼见为实了。

父亲所说的虎形地的后人多出武将，修谱后我作了一点考证，皖桐白杨陶氏的祖先的确多是武将出身。《高帝功臣表》记载，鼻祖陶舍公便是汉代的开国元勋，与韩信齐名，刘邦时代官至大司马，相当于现在的三军总司令；陶舆公在汉武帝时代被封为武威将军；陶璜公在《晋书》中更是被浓笔渲染，称“璜有谋策”。在三国东吴末年，他率兵多次击败晋军，后审时度势，归顺西晋，继续主政南方，深得当地民众爱戴，后世连越南史书也盛赞他“威惠素著”；皖桐白杨陶氏一世祖的父亲陶安，同样是一位军事谋略家，也同样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朱元璋盛赞他“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陶氏祖先中出了这些武将，他们名留青史，但他们与虎形地毫无关系，虎形地不过是白杨陶氏第四世发生的故事，至今也不过五百多年的历史。五百年间，我遍查史书，白杨陶氏“虎形地”的后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战功显赫的武将了。但我的父亲在世时常说虎形地发了大人，出了武将，他经常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一位同宗四服内的兄弟陶洪飞，１９５５年的开国大校，还有一位黄埔１７期的同辈弟兄陶元善。这两位后辈虽是军人，但与陶氏祖先们的军功是无法并提的，可他们在我的父亲的心目中份量极重。父亲忘不了大校１９５９年回乡，亲自点名要与出庄嶅山的兄弟见见面，父亲放下农活赶回祖居地，大校没有架子，还像当年一样率真而亲和。和父亲家长里短后，大校又点名要见见陶元善。陪同的地方领导提醒说，陶元善是历史反革命。大校回答：“在家乡没有敌人反革命，都是亲友弟兄。”陶元善当时虽落泊受管制但不失威仪，穿戴整齐来应见。大校屏退身边人员，和陶元善单独在一间屋里相聊。外面的人不时地听到屋里的争吵声，多是陶元善在大声争辩。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浮山中学教书，遇到了当年的这位“反革命”族叔。此时他早已平反落实了政策，帮助县政府在编修浮山志。我好奇地问他：“你们当时在屋里争吵什么呢？”他笑着说，对孟良崮战役的看法。这位“反革命”族叔当年在黄埔军校当教官，１９４６年内战爆发后派往国民党王牌７４师任正团级营教导员。１９４７年５月在山东孟良崮一战中全师覆灭兵败被俘。正巧陶洪飞也参加了此役，作为战胜一方的解放军军官，陶洪飞劝陶元善元留下当解放军。陶元善坚决不干，说要回家务农。途中他又跑到国民党部队继续内战，１９４９年底随川军在大西南投诚起义。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押回家乡由县里直管劳动改造，每次运动都首当其冲。他说那次争吵，陶洪飞同情他的遭遇，问当时为什么不听他的话留下，陶元善回答说他信仰三民主义。后来话题转到孟良崮战役，陶洪飞说粟裕将军用兵如神；陶元善说用几十万大军围点打援，那不算本事，张灵甫将军才更可敬。听到这样的争吵内容，我对这位“反革命”族叔产生了敬意，命运虽然有时捉弄人，但人的信仰与追求的意志在任何逆境中都不动摇，则更是可叹而伟大。站在虎形地旁，白杨陶氏的历史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一幅幅闪过，父亲当年盼望着虎形地的陶家后人出武将，光宗耀祖，我也曾梦想着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威武的将军，杀敌戍边。然而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任何环境中，能有虎一样的精神，虎一样的威势，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当然，虎形地的陶家后人虽然没有出什么武将，但“虎形地”的价值是不容否定的。不要一说“风水宝地”就全是封建迷信，你若真的认为它“出大人发武将”话，那就是迷信，但你若把它看成是一个品牌，一种广告，是一种精神动力，时时警示自己，鞭策自己，提振自己，那它就不是迷信了。在我采访的许多陶族贤人中，他们的“贤”不是贤在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而是贤在一种不屈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的意志。他们当中，都有坎坷的童年，许多人因家境贫寒没有完成中学学业就外出打工，偿尽了人间的辛酸后并没有气馁，没有抱怨，而是忍辱负重，后来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潜藏的“虎威”一下子爆发出来，现在，他们个个都是富甲一方的老板了。他们富了没有忘记众乡亲，家乡的水利、交通、扶贫和教育，他们都积极捐资，慷慨大方，自觉地承担起一个“先富起来的人”的一份责任。当问及他们创业的动力是什么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虎形地的后人！”是的，虎形地的后人就应该有这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威势，不为命运所屈服，不被困难所吓倒。父亲当年为虎形地的后人出武将而自豪，今天，我更为虎形地的后人出了许多打拼的老板而骄傲！

时间已是正午，族人的手机催我们去就餐了。族人也是早已实现了“小康”的小老板，长眠于地下的老祖宗，看到你后人的精神风貌，该符合你当时选择安卧在虎形地的初衷吧！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夜）